桂涛声：从乌蒙山麓走出的抗战战歌之父 │ 游曲靖

桂涛声：从乌蒙山麓走出的抗战战歌之父

寒门孤星与命运初启（1906-1923）

1906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滇东北沾益县菱角乡卡郎村的一间土坯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乌蒙山的晨雾。这个被取名“桂独生”的回族男婴，注定与苦难为伴——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艰难度日。幼小的桂涛声常常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马帮唱着彝族小调，看戏台上《三国》英雄挥剑斩敌。那些激昂的旋律与侠义精神，在他心中种下了艺术与反抗的种子。

15岁那年，桂涛声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伯父桂培根用竹篾编成书篮，背着他穿越沾益的山道进城读书。在昆明的校园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并在一次学潮中因“赤化分子”罪名被开除。离校前夜，他在宿舍墙上写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倔强的少年，早已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虎穴龙潭中的红色心脏（1928-1937）

1928年的郴州街头，血色弥漫。桂涛声化名“桂涛声”，潜入国民革命军第16军担任上尉书记。白天，他批阅公文、整理军需；夜晚，他在昏暗的油灯下秘密发展党员。一次，他目睹国民党士兵枪杀无辜百姓，尸体横陈荒野，乌鸦啄食腐肉。那夜，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支军队腐烂发臭，唯有革命能刮骨疗毒。”

同年5月的一个雨夜，他在郴州城的小馆子里秘密宣誓入党。吴登云握着他的手说：“你要在铁军中点燃革命的火种。”三年间，他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地下党支部。为掩护同志，他故意制造“贪污公款”的假象，被记过处分却暗自欣喜：“脏水泼得越多，敌人越不会怀疑我的真实身份。”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1931年，桂涛声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特务用老虎凳、辣椒水逼供，他始终只说一句：“我信马列，如信春日必将到来。”三年牢狱，他用米汤在草纸上抄写《共产党宣言》，甚至将《国际歌》歌词刻在牢房墙上。出狱后，他又因“历史反革命”罪名再陷囹圄，却在狱中组织难友研读《资本论》，把牢房变成了党校。

太行山上的战歌与烽火（1937-1945）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桂涛声随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奔赴山西前线。在陵川县的土窑洞里，他目睹了震撼人心的一幕：300人的自卫队三天扩编至千人，母亲为儿子缝制布鞋，妻子将最后一斗小米塞进丈夫行囊。这些画面在他心中发酵，终于在暴雨滂沱的夜晚迸发出诗句。

那夜，他蜷缩在农舍的油灯下，将诗稿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次日清晨，冼星海接过这份“烟盒手稿”，钢琴键上流淌出激昂的旋律。周恩来试唱第二声部时，泪水模糊了镜片：“这歌声里有太行山的脊梁！”

《在太行山上》从武汉歌咏大会唱起，迅速传遍华北敌后。八路军战士将歌词抄在背包上，太行山区的孩童哼着曲调站岗放哨。朱德总司令致信桂涛声：“你的词，让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而《歌八百壮士》的创作，则源于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消息。桂涛声彻夜未眠，写下“中国不会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这首战歌成为全民抗战的精神旗帜。

暗夜微光与赤子之心（1945-1982）

抗战胜利后，桂涛声回到上海，先后在复兴中学、育才中学任教。他的宿舍成了进步学生的秘密据点，油印小报、禁书刊物藏在讲台暗格里。1948年，当他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却因复杂的历史经历未能恢复党籍。但他依然说：“只要能为党工作，我永远是一名战士。”

1977年，71岁的桂涛声回到卡郎村。在观音寺前，他捐出500元积蓄，嘱咐乡长：“给孩子们建个图书馆。”村民们发现，这位老人总爱坐在村头，用枯枝在地上画音符，哼着那首“红日照遍东方”。

1982年冬日，桂涛声在上海病榻上安详离世。遵其遗嘱，部分骨灰撒入黄浦江，部分葬于太行山。如今，在云南曲靖师范学院的涛声广场，他的手稿影印件静静陈列，泛黄的纸页上，《在太行山上》的歌词依然力透纸背。当春风掠过王莽岭，仿佛还能听见那个云南青年在千山万壑间纵情高歌：“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从沾益山村的放牛娃到战火中的“词坛铁马”，桂涛声用81载人生谱写了一部信仰之歌。他的故事印证着：真正的革命者，既能持笔如剑刺破黑暗，又能以墨为种播种希望。当今天我们唱响《在太行山上》时，那激昂的旋律中，依然回荡着乌蒙山少年的呐喊与太行山战士的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