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诚：播乐岭上的星火 │ 游曲靖
樊子诚：播乐岭上的星火
2025年秋，沾益县白水乡中心村的银杏又黄了。92岁的樊秀兰坐在老屋檐下，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穿粗布中山装的青年站在播乐中学的梧桐树下，身后是一群仰着头的学生。她轻轻抚过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的眉眼，声音有些发颤："爹说，这是他最得意的一张照片，拍于1945年秋，播乐中学刚办高中的那年。"
一、从石缝里生长的苗子
1913年10月，樊子诚出生在白水乡中心村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他上面有三个姐姐，父亲樊老幺在村后山坡上种着两亩薄田，母亲王氏常背着竹篓去后山挖野菜。"我爹常说，咱这穷窝窝里长的苗子，要往石缝外钻。"樊子诚晚年回忆起童年，总爱提起院角那株老核桃树——树干被雷劈过三次，却每年都能结出饱满的果子。
1929年，16岁的樊子诚在乡试中考了头名。父亲咬着牙卖了半袋玉米，送他去县城念高小。"你得读书，读了书才能看清外面的天。"出发前夜，母亲把他叫到灶前，往他布包里塞了半块盐巴："路上饿了就含着，别委屈肚子。"他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三姐把自己陪嫁的红头绳系在他手腕上："兄弟，要当个有本事的人。"
二、昆华师范的火种
1934年，19岁的樊子诚站在云南省立昆华师范的校门口，胸前的校徽闪着微光。他跳级考入这所云南最高师范学府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白水乡的深潭，惊起层层涟漪。"我走了三天，三姐追着送了我十里路，脚都磨出了泡。"他说。
在昆华师范，樊子诚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引路人——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李浩然。那时，李浩然以教员的身份在学校组织"读书会"，秘密传播马列主义。樊子诚第一次见到李浩然，是在图书馆的角落。"他递给我一本《共产党宣言》，封皮是灰布包的。"老人回忆，"他说：'小樊，你看这书里的道理，和我们穷人要翻身的道理，是不是一回事？'"
1935年冬天，樊子诚在读书会上第一次朗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字字清晰："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散会后，李浩然拍着他的肩："子诚，你找到了自己的路。"
1936年1月，樊子诚成为共青团员；同年8月，在省立第一师范的礼堂里，他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宣誓。"宣誓那天，我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心全是汗。"他说，"但我知道，从那天起，我的命不再只是自己的了。"
三、播乐岭上的灯
1937年7月，樊子诚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沾益。他站在播乐小学的破庙前，望着斑驳的山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这里变成播撒火种的地方。
当时的播乐小学只有两间漏雨的教室，十几个学生。樊子诚挨家挨户劝学："娃们要读书，要学算术、学地理，学能让自己抬头走路的本事。"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粉笔，用竹片削成粉笔盒；带着学生上山砍树，搭起简易的课桌。不到一年，学校就扩招到三个班，学生增加到百余人。
1939年秋，沾益县第一所中学——播乐中学正式挂牌。开学那天，樊子诚站在操场上，望着台下穿粗布衣裳的学生，声音洪亮："今天，我们不仅要读书，更要读懂这个国家。等你们毕业了，要去唤醒更多人，要让中国的土地，不再被践踏！"
1940年春天，樊子诚在播乐中学发展了第一名党员——教数学的王老师。"那天晚自习，我带他去后山看星星。"樊子诚回忆，"我说：'你看这些星星，单看起来小，可聚在一起，就能照亮夜路。'他后来在笔记本上写：'星星之火，终成燎原。'"
到1940年，播乐中学的党员发展到16人，沾益县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这里成立，樊子诚任支部书记。他常说："学校是块沃土，我们要在这里种出能扛枪、能种地的革命种子。"
四、暗夜里的掌灯人
1942年夏天，云南省工委指示：积极准备抗日游击武装斗争。樊子诚开始布局——他派党员到宣威师范建立据点，派教师以家访为名联络贫苦农民，自己则带着几名学生，翻山越岭到盘江两岸侦察地形。
1945年秋，播乐中学高中部成立。这一年，中共云南省工委将大批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到这里。播乐中学成了"红色堡垒"：课堂上教的是《资本论》选段，晚自习讨论的是《论持久战》，操场上练的是队列，实则是游击战的步伐。
为了掩护身份，樊子诚在1946年竞选为沾益县参议员。他常穿着长衫去县府开会，表面上是讨论教育经费，实则把情报藏在砚台的夹层里。"有次县府要查进步书刊，我提前把《联共（布）党史》包在《论语》里，塞进图书馆的书架顶层。"他笑着说，"后来他们翻了三天，连张纸条都没找到。"
最惊险的是1947年秋天。播乐中学的军事训练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省府密电要求"彻查赤化分子"。樊子诚连夜召开支委会，决定发起护校斗争。"我们组织师生写标语，贴满校园：'播乐中学是读书的地方！''谁要进剿，先问学生答不答应！'"他说，"还派学生去昆明找'旅省同乡会'，把我们的情况印成传单，撒满大街小巷。"
五、起义时刻的抉择
1948年9月4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的红旗插上了播乐中学的旗杆。樊子诚站在操场上，望着眼前500多名师生和附近的农民武装，声音因激动而发颤："同学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要拿起枪，把压迫我们的反动派打倒！"
起义当天，樊子诚被任命为三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带着队伍连夜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保安团伏击。"子弹擦着耳朵飞，有个女学生哭着说：'樊老师，我怕。'我蹲下来给她擦眼泪：'别怕，跟着队伍走，前面就是光明。'"他说。
1949年1月，滇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樊子诚任副书记；8月，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组建，他任副政委；12月，卢汉起义后，他调任"边纵"驻昆办事处主任。这一年，他36岁，鬓角已染霜色，眼里却始终有团火。
六、最后的坚守
1950年3月，云南全境解放。樊子诚脱下军装，穿上灰布制服，先后担任省劳动局局长、省计委副主任。他常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964年冬天，樊子诚在昆明病重。临终前，他对女儿樊秀兰说："我这一辈子，没攒下钱，没留下房，只留给你们两样东西——一是对党的忠诚，二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1967年1月7日，樊子诚与世长辞。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播乐中学后的山坡上，那里能看到他亲手种下的核桃树。每年清明，学生们都会来给他扫墓，把新采的野花放在碑前。
如今，播乐中学的操场扩成了大广场，教学楼前的核桃树已有合抱之粗。樊秀兰常带孙子来这里，指着广场上的雕塑说："你看，这个拿书本的是你太爷爷，这个扛步枪的也是他。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把火种放进更多人的心里。"
风过处，核桃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在诉说一个永不褪色的故事：从石缝里生长的苗子，最终长成了照亮黑暗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