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礼：从乌蒙娃到铁血军长的“火种人生” │ 游曲靖

徐文礼：从乌蒙娃到铁血军长的“火种人生”

一、黑松林村的“小萝卜头”

1920年腊月二十八，宣威板桥的黑松林村飘着细雪。一间漏风的茅草屋里，张氏用破布裹紧刚出生的男婴，对丈夫徐老栓说：“给孩子取名文礼吧，盼他将来有文化，懂礼数。”

徐老栓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雾里映着他满是愁容的脸：“礼？咱穷人家娃，能填饱肚子就不错喽。”

这一年，云南大旱，黑松林村的包谷地裂开蛛网似的缝。徐文礼的家三间茅草屋，半间堆着借来的粮缸，半间是父母的床，他和弟弟挤在灶房草堆里。五岁的他，已经会跟着父亲去三十里外的集镇卖柴——柴禾捆得齐整，他自己却赤着脚，脚底板上沾着一路碎石。

但小文礼有双“会看书的眼睛”。村东头的老秀才办私塾，他常趴在窗棂上听“人之初，性本善”。有回被老秀才撵走，他捡了半块碎瓦片，在晒谷场上画“人”字，边画边念：“人，要站得直！”

1935年春天，一支戴八角帽的队伍开进黑松林村。红军战士把地主家的粮仓打开，往穷人家送米；用树枝在地上写“打土豪分田地”，教娃娃们认“红”字。十五岁的徐文礼挤在人群里，看一个戴眼镜的红军长官摸着他的头说：“小同志，想不想跟着我们闹革命？”

他问：“闹革命能吃饱饭吗？”

长官笑了：“能！不仅要吃饱，还要让你读书，让你当家作主！”

那天夜里，徐文礼翻出藏在草堆里的半本《三字经》，在扉页上重重写下：“徐文礼，跟着红军走！”

二、雪山草地里的“红小鬼”

1935年秋，徐文礼成了红九军团的一名“红小鬼”。他穿红军发的灰布军装，裤脚用麻绳扎着，枪比他还高半头，却抢着帮炊事班挑水、给伤员喂药。

过夹金山时，雪深没膝。徐文礼背着药箱，每走一步都要喘两口气。队伍里有个叫小柱子的战士冻昏了，他把药箱塞给战友，自己背起小柱子，把对方的破草鞋绑在自己脚上。“小柱子，你闻闻，我嘴里哈出的热气，像不像娘煮的热粥？”他哈着白雾说。等把小柱子送到山顶救护站，他的棉鞋早被雪水浸透，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却笑着说：“看，咱们翻过去了！”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草地。徐文礼已是连队指导员。有天宿营，他发现战士小王偷偷把自己的青稞饼塞给饿肚子的老乡。他没批评，反而把自己仅剩的半块饼掰给小王：“咱们红军，就是要把苦留给自己，把甜留给群众。”夜里，他坐在篝火边给战士们讲《三国演义》：“关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靠的是什么？是义！咱们跟着共产党，图的就是个‘义’——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队伍走出草地那天，徐文礼蹲在路边，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了面红旗。他对身边的战友说：“等革命胜利了，我要在这红旗底下，给穷孩子们办学校。”

三、战火中的“政工铁匠”

抗战时期，徐文礼任八路军120师某团政委。他常说：“政工干部不是‘耍嘴皮子的’，是要和战士们一起啃窝窝头、一起冲锋的。”

1940年百团大战，他带着宣传队上前线。在涞源县的一次阻击战中，连长牺牲了，战士们有些慌乱。徐文礼提着驳壳枪冲上去，大喊：“我是政委！现在听我指挥——一排左翼掩护，二排右翼包抄，三排跟我冲！”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他却像没事人似的，边跑边喊：“同志们，咱们的身后是老百姓的村庄，是太行山的父老！咱们退一步，鬼子的刺刀就扎进老乡的胸口！”

战士们被他的气势镇住，跟着他冲上去，硬是把敌人的进攻打退了。战后，有个新兵问他：“政委，您就不怕死吗？”他摸了摸胸口——那里挂着个布包，里面是母亲塞给他的半块银圆：“怕啥？我娘说，人活一世，总要给后人留个念想。咱们现在拼命，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个能安心种地的世道。”

解放战争中，徐文礼任东北民主联军某师副政委。在辽沈战役的锦州攻坚战中，他带着工作组深入前沿阵地。有个连队伤亡过半，战士们情绪低落。他蹲在战壕里，和战士们一起啃冻硬的窝窝头：“我知道你们饿，我知道你们累。可你们看看，城里的老百姓还等着咱们去解放——他们的孩子，可能正饿着肚子等爹娘回家；他们的老母亲，可能正踮着脚往城外望。”他掏出怀里的半块银圆：“这是我娘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交给连队，谁要是牺牲了，就用这钱给他家里寄封信，告诉他们‘娃是为新中国死的，值！’”

那场战斗，这个连队最终拿下了敌军的核心工事。庆功会上，战士们举着缴获的步枪喊：“跟着徐政委，死了也光荣！”

四、和平年代的“带兵人”

1955年，徐文礼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穿着崭新的礼服回到宣威老家，母亲摸着他肩章上的将星直抹泪：“文礼，咱老徐家出了个大官！”他蹲在母亲膝前：“娘，我不当什么官，我就是个带兵的。您看，咱村的娃子现在都能上学了，村口的路也修宽了，这就是最大的官。”

此后，他历任军长、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至少回连队住半个月，和战士们一起出操、谈心。有次到某师检查，他发现炊事班的战士手被冻得通红，当场把师长叫过来：“冬天训练，战士们的手是用来握枪的，不是用来冻裂的！把锅炉房的煤多拨些给炊事班，再给每个战士发双棉手套！”

1964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会议间隙，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问：“文礼同志，听说你在部队里抓政治工作有一套，能不能说说经验？”他想了想，说：“哪有什么经验？就是把战士当亲人，把道理讲得比子弹还直，把心焐得比火炉还热。”

五、最后的“家书”

1977年11月，徐文礼病重住院。秘书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抽屉里有二十多封未寄出的家书。其中一封写于1975年，是给黑松林村小学的：“孩子们，爷爷这一辈子，从山里走到北京，从放牛娃变成将军，靠的是党，是人民。你们要好好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把家乡建设得更美，让咱们的国家更强大。”

另一封是写给老战友的：“我这一生，没攒下钱，没留下房，只攒下两个字——‘良心’。当年跟着红军走，是对得起党；现在躺在病床上，是对得起人民。若有来生，我还穿这身军装。”

11月24日，徐文礼在战友们的陪伴下走完最后一程。他临终前说：“别麻烦，把我埋在能看见国旗的地方……”

从黑松林村的“小萝卜头”到开国少将，徐文礼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初心”。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最朴实的行动告诉后人：什么是信仰？是雪山草地里的一口热粥，是前沿阵地的一句“跟我上”，是病榻前的一封封家书。

如今，宣威一中的操场上，学生们仍在传唱当年红军唱的歌；武汉军区的荣誉室里，他的旧军装静静陈列；黑松林村的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徐文礼将军故里——火种不灭，精神长存。”

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将军”，但他一定知道：跟着党走，为人民扛枪，这一辈子，值了。